从昆明到板栗坳
1940年秋天，昆明龙头村，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史语所）梁思永、李济先生举家携口，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，匆匆爬上了一辆敞篷卡车，一同出发的还有社会所、中央博物院、营造学社的同仁们。来到昆明两年，却又因日寇轰炸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之路，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方——四川李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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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颠簸着，途中经常抛锚，就这样断断续续，经曲靖、宣威、毕节、叙永，好容易撑到了泸州，从这里乘舟到李庄。在此之前，“史语所”的十多万册图书，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、青铜器、陶器等，也分装到六百多个大箱子中，先由卡车运送到泸州，经民生公司货轮到宜宾，再转驳船分批运到李庄木鱼山。
李庄因水运而兴，当时地处南溪县与宜宾县之间，顺长江而下能到泸州、重庆，逆流而上经宜宾又连接着眉山、乐山。李庄镇上，禹王宫、天上宫、东岳庙、桓侯庙、王爷庙“九宫十八庙”一字排开，但已被同济大学捷足先登。好在附近的板栗坳有片院落，恰好容得下史语所办公、生活。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，是民国年间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，蔡元培先生任第一任院长。1940年9月18日，朱家骅任代理院长，下设史语所、社会所、地质所、心理所、物理所等，傅斯年任史语所所长。
一艘艘木船，将史语所的先生们举家送到了李庄木鱼石，长江浩荡，寒风凄冷。从木鱼石顺着石板路，要走500多级石梯，连续拐几个弯，走上大约六里路才到板栗坳。
板栗坳形如犀牛，住宅建在牛腹，有张氏族人陆续修建了老房子、下老房、田边上、桂花坳等八个宅院。南边山坡上建有一座字库塔，远远望去如同犀牛角，字库塔是古代焚烧字纸的建筑，也带有风水学上的意义。后山还有一座六方形三层楼阁——帝君阁，供奉文昌帝君，看得出来，张氏一族对文教与功名颇为重视。山沟中，院落群布，竹林茂盛，耕地肥沃；远山上，文昌帝君庇佑着张氏后人，字库塔孕育着风水。张氏族人在板栗坳中，平静地渡过了数百年的时光。
帝君阁旧照，如今已全然不见踪迹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史语所的先生、太太们拎着大包小包来到板栗坳时，张氏后人已经腾出了房屋，有的人家觅不得去处，就让出正厅、厢房，一家人挤在正房里。营造学社去了月亮田，中央博物院去了张家祠，社会所租了门官田与石崖湾两个院落，这群辗转了半个中国的学者，在偏僻的李庄找到了一张宁静的书桌。不过他们显然没想到，自己在这里一待就是六年。
桂花坳傅斯年旧居
从李庄到板栗坳，如今已无需再攀爬五百多阶石梯，顺着山梁下的公路，大约十分钟就能到板栗坳。从行政区划而言，这里属于永胜村，与熙来攘往的李庄比起来，永胜村少有游人前来。村中心的广场上常年聚集着打长牌的大爷，倘若问起桂花坳、田边上，他们才微微侧过头，说，你去那里干什么，我就住在里面。
板栗坳今属于永胜村，与熙来攘往的李庄比起来，这里少有人问津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下午，79岁的何淑芬走到院子里给鸭子喂食，这窝鸭子是上周才从集市上买来的，指望着年底换几个零花钱。她身后，一座老态龙钟的建筑一字排开，墙上悬挂着一块棕色标牌：“桂花坳——傅斯年旧居 抗战期间，傅斯年在此居住长达六年”。
桂花坳建于清道光初年，由正厅、正房、耳房以及左右外耳房构成。正厅面阔五间，中央三间作敞厅，左右与外耳房相接，外耳房是仆人居住的区域，也作猪圈、庖厨、仓储等用途。桂花坳20世纪50年代分给八户人家，何淑芬的夫家分到了一部分正厅、正房。十多年前，她将自家一部分天井抹上了水泥，盖起了红砖房子。正房早就无人居住了，堆满了稻谷、农具，木槛窗摇摇欲坠，一阵风吹来嘎吱作响。
桂花坳，墙上悬挂着一块棕色标牌：“桂花坳——傅斯年旧居 抗战期间，傅斯年在此居住长达六年”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关于傅斯年居住的位置，学者们多认为在左厢房，并非正厅，但他在李庄的住所是桂花坳倒没有太大问题。1942年初，经历了高血压住院、慈母去世诸多打击的傅斯年，才与妻子俞大綵、儿子傅仁轨来到李庄，寓居桂花坳。傅斯年字梦真，山东聊城人，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夏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，求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、伦敦大学。1926年，傅斯年学成归国，两年后应蔡元培邀请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，任所长一职。
抗战爆发后，史语所先从北平迁到昆明，又从昆明迁到李庄。此次迁徙，傅斯年先期从昆明到陪都重庆，却一刻也没闲着，租赁院落，商讨价格；打通关节，指挥搬迁；筹集经费，购置物资……如今史语所最终在板栗坳立足，他也得以喘口气，在这安静的小山坳中读书写字。
傅斯年春、秋两季常到重庆参加会议，在桂花坳的日子不多。在学者胡适口中，他是“最能办事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”，史语所人口众多，拖儿带口，全凭着傅斯年在重庆四处求人、八方联络取得款项，这些学者们才得以在一张张简陋的书桌前潜心做学问——在板栗坳，董作宾打开了装满甲骨的箱子，继续整理甲骨文；史语所、中央博物院、营造学社联合成立“川康古迹调查团”，吴金鼎任团长，在彭山江口、宜宾旧州城等地展开了诸多考古调查。
田边上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
桂花坳旁有一片池塘，池塘四面果树成荫，当地人坐在果树下摆龙门阵，顺便拾掇着农活。田边上在池塘的另一边，它屋檐几近垮塌，窗户七零八落，山墙上的石灰层层斑驳，这座古老的建筑风雨飘摇。
田边上背靠小山，前有池塘，由下厅房、正厅、正房以及左右耳房、外耳房构成，三进院落，整齐明快。民国年间，田边上既是史语所语言学组的工作场所，还是史语所图书馆所在地——战时中国后方最大的图书馆。
田边上远观，抗战年间中国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就在此处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正厅面阔七间，左右各有耳房一间，图书馆汉籍书库就设在这里，藏有中文图书13万余册。傅斯年嗜书如命，创立史语所后四处网罗图书，在北平，他时常跑到琉璃厂逛旧书摊，回来时左手一提、右手一提。就这样日积月累，史语所藏书颇丰，囊括了历史、地理、天文、方志、戏曲、小说、考古、碑刻、金石等诸多门类。
正房面阔五间，台基下方每隔1米有防火用的水桶一只。民国年间，这里是西籍书库所在地，约有日文、英文、德文书籍1万余册，中外杂志2万册。美国学者费慰梅曾经来过西籍书库，她惊叹：“还有英文、法文、德文和日文关于亚洲考古、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，真是再稀奇不过了。”
正因为这些珍贵资料，史语所云集了一大群翘楚，宋史学家邓广铭晚年回忆因何来到史语所，就说当时北大、武大、南开南迁时都未带图书，只有史语所拥有藏书。而诸如营造学社这样的民间机构，也仰仗于史语所的图书，甚至跟着它再三迁徙。与桂花坳一样，田边上“土改”时也分给了几户人家居住。正厅中央七间因年久失修，早已全部拆除，搭了几个“檐偏子”喂鹅、鸭，只有左右耳房还在，大门用钢丝勒上，房主已经经年没回来过了。再往里走，正房面阔五间，左右各有一抹角房。屋檐下白色的电线如同蜘蛛网一般缠绕着檐柱，台基上堆满了破旧的床垫、渔网、木材，一块“永胜村六组24号”蓝色牌子悬在大门上。很难想象，这座抗战时期最大的图书馆所在地，居然被破坏得如此彻底。
田边上正厅，如今天井成了鸡窝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牌坊头乡村中的展览
牌坊头是板栗坳最恢弘的一座宅邸，也称“栗峰山庄”，高耸的围墙建在比成年人还高的台基上，林木参天，看起来如同一座森严的城堡。步入其中，面前是绵长的台阶，台阶旁有通石碑，上书“留别李庄栗峰碑铭”。台阶那头摆放了一张简单的桌椅，一位中年人守在门口。
牌坊头如今改成了陈列室，展示着史语所、社会所、营造学社等单位在李庄的历史。看门人对面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幅照片，虽然模糊，我还是认出了董作宾、李济、劳榦、潘悫等人，以及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的罗南陔先生。纵然朝夕相对，看门人对照片中的人物并不清楚，他一直催促我购买20元一张的门票。
当年规划展览时，牌坊头因年久失修，干脆推倒了重建，正厅、正房、厢房全部是新建的，那个古老的牌坊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我曾经在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中看到过牌坊头的老照片，1941年，一同迁入李庄的营造学社将板栗坳作为调查对象，留下了几个院落的珍贵影像。牌坊头正厅面阔五间，明间檐下悬着“敕封奋武校尉”匾额，宅主繁先公曾被封为奋武校尉，从八品，洋洋得意的他将这个头衔制成匾额，悬挂在宅中。正厅前有抱厅七间，看起来如同长廊。
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，小小的牌坊头名流荟萃，看门人对面的照片正是这天拍摄的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在牌坊头拉开帷幕，开幕式由董作宾主持，董作宾、李济、凌纯声、梁思永担任解说。牌坊头正厅被临时布置成展馆，展品琳琅满目，既有古人类、恐龙化石，也有殷墟出土的青铜器、甲骨，以及那些看起来比较恐怖、引起争议的头盖骨；其他诸如兵器甲胄、字画珍玩应有尽有。李庄的百姓，同济大学的师生，重庆、乐山等地好热闹者也纷纷前来参观。
戏楼院 董作宾释读甲骨
牌坊头后面有个小跨院，董作宾先生就住在这里，大多数时间，他会走到隔壁的戏楼院整理甲骨文。民国年间的中国有“甲骨文四堂”的说法，分别是罗振玉（雪堂）、王国维（观堂）、郭沫若（鼎堂），以及董作宾（彦堂）。
戏楼院，顾名思义，是看戏的场所，清代的大户人家常常在宅邸里修建戏台。牌坊头的主人显然更为奢侈，他专门在宅邸旁修建了戏楼院，将戏班子延请到家中演戏，也兼做会客的场所。院中正厅三间，左右各开一侧门，厅前石栏杆雕龙画凤、百花齐放，这是主人的观戏台；对面的戏台出将入相，雕梁画栋。
戏楼院外的“咏南山”牌坊（供图 萧易/图）
来到板栗坳后，董作宾先生与助手将一个个盛满甲骨的箱子打开。史语所甫一成立，1928年10月，傅斯年便委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殷墟调查，于10月13日进行第一次殷墟发掘，选择了三处发掘点，两处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农田中，另一处在小屯村。发掘进行了17天，共出土800多片刻着文字的甲骨。一个月后，考古学博士李济加盟史语所，并在次年春天主持了在殷墟的第二次发掘。
1928年10月至1937年 6月间，史语所共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，累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甲骨以及玉器、陶器、石器，古老的商王朝在一次次考古发掘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这些文物中，最重要的无疑是甲骨。在中国，甲骨文通常被纳入金石学的范畴，如何运用考古材料，对发掘的甲骨进行系统研究，这个问题，摆在董作宾先生面前。
几载寒暑，董作宾先生窝在戏楼上，潜心研究甲骨文。1945年，《殷历谱》一书在李庄石印出版。董作宾通过对甲骨记录中的六十干支日程的收集，推断出历代商王在位时间，此观点一出，立即在中国乃至世界引发强烈反响，连国民政府都颁布了嘉勉令。
顺着牌坊头前的小路，我找到了青砖小瓦的戏楼院。院落里，一人高的野草将院落遮得严严实实，碎成几截的雕花栏杆隐藏在草丛中，不知道何时起，砖墙上开了道门，戏楼因挡在门口，自然也免不了被拆除的命运。“土改”时，戏楼院分给两户人家居住，一户姓张，一户姓王，分别占据了左右厢房，正厅与天井公用。几年前，房主搬离了戏楼院，厢房里堆满了破旧的家具、衣服、碗筷。
我的到来惊动了戏楼院旁的刘渊华大爷。刘大爷说，他今年72岁了，10多岁搬到板栗坳，父母用两只大肥猪，又跟在造纸厂工作的幺爹借了40元，买下了戏楼院下厅房五间房子。2001年，刘家拆除了老房子，建起了二层砖房，拆下的木料都是上好的楠木，请木匠做了新房子的门窗。在板栗坳，刘渊华是不少人羡慕的对象——他家拆得早住上了新房，其他人家还窝在老房子里。
戏楼院内部的观戏台，昔日是主人看戏的场所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山高水长作别李庄
板栗坳诸多院落，新房子年代最晚。梁思成的二弟，考古学家梁思永到李庄后肺病复发，傅斯年选了三间上好的房子，请工人安上地板，装上玻璃，并专门做了个晾台，准备妥当后，雇人用滑竿将梁思永抬进了新房子。
其他几位先生住在财门口，财门口建于清嘉庆年间，下厅房位置低，故而建成上下两层，以楼梯与天井相连，院落也不是传统的四合院布局，只有右侧耳房三间。民国年间，劳榦、潘悫、逯钦立、岑仲勉、董同龢、芮逸夫、王叔岷诸位先生都住在这小小的院落中。
下厅房如今已经不见了踪迹，右侧的耳房也拆除了。正房左右各有一面高耸的封火墙，空荡荡的房屋里只剩下了一户人家，我来拜访时，主人正在做饭，他絮絮叨叨地告诉我，建房子的材料是楠木，以前有收木材的来过，说这座房子的木料值20万，可惜政府不让拆。高压锅的喷气音、炒菜音与他的叹息声混合在一起，飘荡在这座百年老宅中。
下老房在财门口旁边，几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建筑，烧焦了的木头还勉强支持着房架。屋内瓦砾遍地，房主的旧物散落一地，一具没来得及带走的棺材摆放在堂屋中央。从下老房往上，便是老房子，房主十多年前就搬到镇上去住了，院子里疯长的杂草比窗子都高。
下老房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大半。（供图 萧易/图）
1946年，史语所《六同别录》在李庄编印出版。六同是南溪古称，这部学术论文集收录了27篇论文，比如屈万里的《不跟辞》，董作宾的《殷历谱后记》，劳榦的《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》，何兹全的《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》，芮逸夫的《苗语释亲》等。六年的时间，史语所的同仁用这本厚厚的石印本交出了自己的答卷，在抗战岁月，中国文化依旧以这样的方式薪火相传。
1946年4月30日，国民政府颁布“还都令”，在李庄客居了六年的史语所先生们，终于要踏上归途。临走前，他们留下“留别李庄栗峰碑铭”，拜谢张氏族人收留之恩，陈槃撰写碑文，劳榦书写，董作宾用甲骨文题写了“山高水长”碑铭。原碑已毁，新碑如今竖立在牌坊头正厅前：
本所因国难播越，由首都而长沙、而桂林、而昆明，辗转入川，适兹乐土，尔来五年矣。海宇沉沦，生民荼毒，同人等犹幸而有托，不废研求。虽曰国家厚恩，然而使宾至如归，从容乐居，以从事于游心广意，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，地方明达，其为藉助，有不可忘者……
伴随着史语所同仁的离去，牌坊头、田边上、桂花坳、戏楼院等院落再次腾空，张氏子孙搬了进去，又过上了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生活，只有茶余饭后，他们才想起自己的院落中曾经有过汗牛充栋的图书；曾经有一群堪称民国衣冠的先生们在书桌前秉烛夜书，挥斥方遒。再后来，偌大的院落被切割成若干人家，变得零碎、破败，逐渐年久失修，也就很少有人记得那些先生在里面的故事了。
参考资料：刘致平《中国居住建筑简史》，梁再冰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，岱峻《发现李庄》，岳南《南渡北归》
萧易
责编 杨嘉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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